欺辱她的从来不只这一场直播

昨天晚上,长沙天心区警方出了通报,解放西那三个利用精神残疾女子小辉做低俗直播的网络主播,已经被刑事拘留。

此前曝光的直播内容中,小辉被这些驻扎在解放西的主播以“接安排”的名义带去直播。

与男主播们接吻、拥抱,被触摸身体的隐私部位;或是大冬天被剃了头、掀了帽子,用尖叫换来笑声和打赏;

说实话,我不觉得拿残疾人取乐、甚至他们的现象,会因为这几个主播被处罚就绝迹。

而为此义愤填膺的人能想到的解决方案,始终只有一个:把他带回家好好地“照顾”。

澎湃新闻的报道中提到,小辉参与直播之前,那些主播有告诉她要做什么样的“任务”。

她去长沙,是因为“受不了父亲唠叨”,想来这里找一份工作,可惜始终找不到。

判定精神残疾的标准是精神障碍持续一年以上未痊愈,包括精神分裂、自闭症、应激性心理障碍等。

根据中国残联的统计,全国有827万精神残疾人士,除了重度(精神残疾一级)属于完全不能自理,需要长期、全面的监护之外,其他精神残疾人士,都有不同程度的表达、学习、劳动能力。

小辉是二级,在残联标准里属于中度,有一定学习能力,能表达自己的基本需求,监护下能从事简单的劳动。

“精神病”三个字足以涵盖一切,沾上它,就意味着什么也干不了,什么都不明白,最关键的一点是,充满了不可控的危险性。

在大众的认知中,这些病人充满了不确定的危险,无法完全自控,被刺激、发脾气的原因都很难掌握。

如果街坊邻居里有一个被称为“傻子”“疯子”的人,小孩一定会被家长叮嘱,不要去他们家,离那个人远一点。

排斥他们的理由看起来很合理:万一他突然“发疯”伤到我、伤到我的孩子怎么办?

精神残疾人士身上不可控的那一部分,在口口相传中被无限放大,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精神残疾人士都是完全不可控,只能永远处于被监护的状态下。

深圳2018年发生过一件事,当地为17户精神残疾家庭提供保障性住房,结果选房名单一出来,小区里原本的住户集体抗议,不接受让这些“精神病人”成为自己的邻居。

17位精神残疾家庭的家长努力解释,他们的孩子没有“外显攻击行为”,也没有“暴力犯罪倾向”,却没有居民肯相信。

深圳残联的工作人员当时对媒体说,参与选房的精神残疾人士没有伤害性,可是业主就是觉得精神残疾等于他们以为的那个危险的“精神病”,这种认知误差普遍存在。

当全网都在为小辉在直播间遭遇的一切表达同情、愤怒的时候,同样的忽视、歧视,恐惧与抗拒,在直播间之外的现实世界里,一直在发生。

健全人的权益和精神残疾人士的权益仿佛一直是天然对立的,要保全其中一个,就必须牺牲另外一个。

这也是小辉事件里那么多人会把矛头指向家长的原因,让她在家好好待着是一直以来外人想象中最好的做法。

一方面保护了她不被坏人欺负,另一方面,她不出来,就不会让外面那些健全人感到“害怕”。

更残酷的地方在于,即使是在家庭中,精神残疾人士并不等同于有危险、不可控、没能力这件事,也未必被认可。

电影《雨人》里的哥哥就是这样,因为父母害怕他在什么时候发病会伤害到年纪还小的弟弟,而被送走,从此在弟弟的人生中消失。

直到很多年后父亲去世,弟弟追踪遗产的流向,才知道自己竟然还有一个“傻子”哥哥。

无论是因为自己无暇看顾,还是为了保护更弱小的、健康的孩子,那个生病的孩子往往只能远离人群。

纪录片《一切都会有的》里有一位自闭症伴随智力障碍的患者斯博,他表达情绪的方式,是拎着板砖去砸窗户上的玻璃。

曾经在两个星期之内砸了十几块玻璃,原因看起来都是些细枝末节的小事:不喜欢别人喊他的名字、不想换宿舍、想去学校或者想回家。

最严重的一次,他连续砸了很多车,家里人很生气,可谁也不知道是为什么、该怎么办。

照顾他们的人必须要用同样不绝的耐心,不断去理解他们,鼓励他们说话,把情绪都表达出来。

只有表达之后,身边的人才会有一个了解他的机会,才有可能明白,他在那一刻最想要的不是被“保护”起来;

而每次砸玻璃赔钱了,也会被康复中心的朋友告知:这样一赔偿,你就没有钱去买车票、住旅店,就没有办法旅游了。

出于保护的目的把精神残疾人士与社会生活隔绝开,这种办法,并不适用于每一位患者。

治疗、照顾当然重要,可完全处于封闭的环境中,不让他们参与外界的生活,同样也会造成伤害。

即便孩子这些年学会了很多东西,会做饭,会吹口琴,已经可以独自坐公交车往返家里和机构,但仍然没有独立生存的机会。

纪录片里康复中心的工作人员一直在强调,对他们最好的方式,是让他们回到社会中去,跟每个普通人一样,工作、休息,过正常的生活。

所以康复中心从来不是外界想象中那种封闭的疗养所,而是会教他们怎么坐公交车,怎么去商店买东西,自己做饭、洗碗、拖地、铺床单;

以浙江为例,当地政府通过发放就业补贴、建设和补贴残疾人庇护性就业机构、明确政府优先采购残疾人庇护产品等方式,给残疾人创造就业环境。

杭州有一家通信设备公司,雇佣了12名精神残疾人、20名智力残疾人,负责最简单的组装工作,把小软管穿进大软管中。

青岛也设置过类似的就业中心,工作的内容有很多种,组装饰品、包装,制作手工艺品,粘贴商标、制作手提袋等等。

遗憾的是,这样的机会还不够多,不把他们当成“病人”“废物”的培训意识,也还不够普及。

这并不是普通人能轻易做到的事情,但至少,每个心疼小辉遭遇的人,都可以先从摈弃偏见、摈弃“隔离”的想法开始。

接受一个有一定学习能力、能表达自己的基本需求、监护下能从事简单劳动的精神残疾人士,不该只有回家待着、去特殊机构里住着这一种出路。

《一切都会有的》短评区里有观众提到,有一位73岁的母亲,带着42岁的唐宝孩子,看完展映后问导演:

这个名字来源于纪录片里一位爱喝饮料的智力障碍、唐氏综合征患者,他已经48岁了,很会做蛋炒饭。

还会搭公交车、会打扫,会买东西,最快乐的事就是一张张数好自己挣来的钱,然后去买一瓶快乐的饮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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